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企业家的两个文明建设

他拥有“香港裤王”的美誉，他旗下的旭日集团是一个年营业额高达50多亿港元，并在内地200多个城市拥有900多间“真维斯”休闲服饰连锁店和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中国内地、香港拥有地产业务的多元化跨国集团。

他巧妙地将东方智慧和现代经营理念结合起来，并始终恪守实践着“取于社会，用于社会”的信念，追寻着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

他拥有60多亿资产，并累计为祖国各方事业捐资超过2亿多港元；他事业有成，但仍然孜孜不倦奋勇攀登。请看，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如何演绎塑造其以“旭日精神”打造名企和产业报国的传奇.

一代裤王，打造国际集团
时间回到1991年，这一年，杨钊因为工业领域的卓越成绩，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评委们写给他的评语是“正直精明，能干苦干的企业家”。从白手起家直到今天的成绩，“香港裤王”杨钊名播国内外。

1947年，杨钊出生于秀山丽水的广东惠州西子湖畔。1967年，不到20岁的杨钊来到香港，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制衣厂当杂工，日薪6元。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整日苦干，10多天后就被调为熨衣工，工资也升到每天16元。杨钊工作更加努力，认定“只要勤力，不会吃亏”。由于工作踏实，勤奋好学，心灵手巧，杨钊受到老板赏识，被升为领班，很快又升为经理直至厂长。这一段打工经历，使杨钊成为精通制衣业务和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日后建立自己的制衣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27岁的杨钊拿出自已省吃俭用的积蓄，加上朋友资助的10多万元，开设了一家小型制衣厂，他给制衣厂取名“旭日”，寓“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之意，希望制衣厂蓬蓬勃勃，前途光明。

不久，一单美国格仔牛仔裤的生意，不仅给制衣厂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给杨钊带来了历史机遇。

当时，一位美国服装商来到香港，寻找厂家加工美洲流行的方格牛仔裤。这种裤料很厚，且需要手工缝制，加工困难，大部分厂家不愿意承接。愿意承接的也开价到550元。杨钊经过仔细盘算，竟然以299元接了定单。

这份订单价值相当于衣厂当年一年营业额的33倍。由于人手缝制成本高，杨钊研究出机器缝制的办法，缩减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两年间，杨钊就赚了600万港元。随着七十年代中期格仔牛仔裤风行世界，杨钊的旭日制衣厂声名鹊起，杨钊“牛仔裤大王”的美誉也传遍四方。

此后，他的制衣集团果然如同旭日东升，杨钊开始将事业向海外拓展，先后在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及柬埔寨等地建立了庞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在东南亚国家迅速亮起“旭日”大旗。

杨钊认为：“人要有事业心、决心、恒心。事业心即立志，不立志，万事难成；决心即破釜沉舟，不能退缩；恒心就是要坚持到底。年轻人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沉不住气，熬不得苦，往往功亏一篑。”

这种观点让杨钊带领着旭日集团不断前进，30年间，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融服装零售、制造、贸易、房地产、投资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总资产超过60亿港元。仅在世界各地的物业投资就接近7亿美元，全球雇员3万余人。在纺织制衣方面已形成生产、贸易、零售“一条龙”服务。产品除牛仔裤外，还发展出梭织、针织等不同工艺的男装、女装等各类休闲服装，打出了名牌产品“真维斯（JEANSWEST）”。

杨钊说：“人生追求不应有终点，而是不断创造，不断改善，使生命中不断地增添新的力量，永远不划句号。”他领悟的人生真谛同样融进了企业的发展战略中，那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体现着杨钊独特思维和极强的创造力。

1983年到1984年间，香港地产市场不景气，当时是杨钊贸易生意最顺利之时。但杨钊以智慧、经验和判断力决定，拿出一半资产投资地产业。

实践证明，杨钊为旭日集团所作的决策是正确又有远见的。旭日集团以不到3亿港元在1986年购得的10层星光行和位于旺角的钟意商业中心，在1994年出售后达到19.5亿港元。当年用3亿港元购得的长沙湾贸易广场，现在每年租金收入就有1亿港元左右，而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旭日集团分别拥有不同的优质住宅楼及购物商场。

1996年9月，当旭日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时，创造了超额认购236倍的空前纪录，显示了市场对其发展潜力的广泛认同。

旭日集团正如当年创办时寄托的寓意那样，冉冉升起、蓬勃光明。

投身祖国建设，两个效益双丰收
事业取得成功后，杨钊积极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近年来，杨钊对内地文化教育、扶贫救灾方面的捐款超过2亿多港元。
跟随杨钊多年的人这样评价他：“他从不会标榜自己怎样爱国，但他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做了不少事”。

1978年，中国大地改革春风乍起，杨钊敏锐的感到，改革开放将带来经济的大发展，祖国将迈向富裕振兴之路，作为中华儿女，报效祖国的机遇来了。1978年，他怀着对祖国和家乡的炽热情怀，抱着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信念，投资逾百万在广东顺德容奇镇建立了“大进制衣厂”，成为港商到内地投资设厂热潮的“始作俑者”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领风气之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工厂，更显名声大振。

一花引来百花香。在随后10余年间，大批的港澳商人以同样方式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办厂，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了两地经贸合作，还缓解了香港劳工短缺对工业制造业造成的困难。

几年间，旭日集团在内地11个省市建立了18家制衣企业，员工15000多人，“真维斯”服装企业连锁专卖店备受消费者青睐。

当时对于旭日集团在祖国内地的发展，杨钊一直信心十足。他认为：“投资者不仅要考虑国家的短期政策变化，更要着眼于其中长期的方针政策。国家的长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他还强调：“参与内地建设，一定要做到实实在在的投资，而绝不是巧取豪夺的投机”。

为了更长远地推动中国的制衣业，增加服装出口，杨钊又把培养制衣专业人才作为当务之急。他捐资3000多万港元，在家乡惠州建立“西纺广东服装学院”，这是上世纪70年代全国第一所采用国际高等服装教学标准的学院。

“西纺广东服装学院”的建立不仅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服装教育标准，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也为引进国际应用教育模式开创了先河，更成为企业参与教育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事业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杨钊时刻不忘“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他说：“经济条件好了，这时候就要兼济天下，这也是一种安身立命之道”。

1993年，他捐资1000万港元给惠州大学建教学楼；同年还捐资1000港元万给上海纺织大学建实验大楼；2002年6月14日，旭日集团为素有“光明使者”之称的健康快车捐资300万港元，为祖国偏远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治疗，期望他们尽早复明；多年来旭日捐资的中、小学有10多所；2002年捐资700万给四川成都建成爱道堂；2002年捐资2600万元给河北柏林禅寺建佛殿及教学楼；2002年，内地第一家佛学研究中心在具有深厚人文研究传统的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佛学人才的培养和重大佛学专题的研究，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中心数百万元的经费都由旭日集团提供。

同时，杨钊还在不停地为祖国默默奉献着：为内地华东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华南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广东阳山县大良乡扶贫捐款200万港元，2003年捐资300万给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协助解决东北三省失业人员问题。向广东惠州市教育基金捐款300万港元，去年抗非典期间，他捐资2000万港元给卫生部及佛教界协助应付非典等等。

实实在在的善举，实实在在的爱心，多年来，杨钊已捐献2亿多元港元建学校、助残疾、扶贫困、救灾民，支持祖国的科学文化及相关事业。他提出的“将西方科技和东方智慧结合起来解决人类物质和精神两大问题”的哲理命题已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将东方智慧引入企业文化中更是一种创造。杨钊带领着旭日集团，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赢得了财富与道德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只获得了物质财富，还赢得了精神财富”。

兼济天下，已经让杨钊领悟到一名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莫大的人生快乐和满足。

旭日精神：闪耀中华文化之光
旭日集团能够迅速发展取得骄人成就，与杨钊推行的一整套经营管理思想和模式有着密切联系。深深领悟到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杨钊在总结自己管理方面经验时认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

据此，杨钊概括出完整的富有特色的“旭日企业文化”，如发展战略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工作策略为“分轻重、随机应变、事缓则圆”；员工守则为“学习工作、学习生活”，“不断学习、不断改善”等等。

从1985年3月起，杨钊创办了公司内部刊物《旭日之声》，他每期必在篇首著文，以自己在学习、工作、生活和参与社会事务中积累的人生经验，向员工传授、解惑。

这些多年商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关于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称为“旭日三招”，杨钊把支撑旭日成功的力量称作“旭日精神”，他说这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处理前进中的问题，他称赞旭日创业者们大都具备勤奋、肯吃亏、乐于助人、有责任心的精神。

在杨钊富有特色的管理下，旭日集团于1999年被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评选为全球300家优质中小型企业之一，并于同年获得香港管理专业协会颁发的“1999年优质管理大奖。”

杨钊外表俊朗，谈吐不俗，气质儒雅，一双岭南人特有的眼睛发出思想的光辉，给人一种是企业家又为学者的印象，曾有记者这样描述“杨先生的含笑，很平静、透彻，看不到一丝的风霜或骄灼或任何的故作姿态。”

杨钊生活淡泊，鄙夷奢侈，不尚虚名。读书占据他生活中许多时间，尤其喜爱读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在物质方面，杨钊不追求名利，在精神方面追求思想和道德的收获。因此他说自己过得很快乐，精神上很富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深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影响，在事业有成后，杨钊逐渐从佛学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定位于“为众生、为人群、为社会”且一经定位便身体力行，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走下去。

杨钊对命运的看法更具思辨性和现实性，他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对于事物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常常引用古代哲人所言“今天之运气，是昨天的努力，今天之努力，又是明天的运气。”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杨钊认真履行职责，他独具慧眼，宏观地看到内地和香港之间巨大的互动关系。他和香港有识之士一道积极建言和推动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政策的实施。

对旭日今后的展望，杨钊说：“旭日会继续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经营策略，不断发展高新科技，开发新品种，挖掘新市场，继续成为21世纪企业经营者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