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對「老外」情有獨鍾，可算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核心價值」，傳統上，說英語歎紅酒的，不是政治精英，就是外資公司派駐香港的管理層，不單家底較厚，而且象徵着權力和西方品味。對「異族」通婚有保留的，會退而求其次，找那些ABC、BBC，甚至CBC（Central Born Chinese）。他們的共通點是中國人面孔，外國人味道，加上那種「唔鹹唔淡」的廣東話，讓他們追女仔時賺盡溢價，無往而不利。
中國人對舶來品的迷戀，自古有之，男士穿洋服、女士噴香水，按照才子陶傑的說法，這是中國人的崇洋媚外基因，中國人體現富有的方法，離不開買LV、開寶馬，然後嫁個老外，拿本護照，送子女放洋唸書。崇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源於訊息效應，一個老外沒有能力和人脈，絕難在以往的殖民社會落地生根，而能自小送子女到外國讀十幾年書的人，也窮不到哪裏，這跟西方社會酷愛古銅色肌膚一樣——有閒情把膚色長年累月曬黑的，很有可能是每年去4次東南亞旅行的上等人。
老外文化資本勝土炮
崇洋也不是殖民地獨有的情況，日本上智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劉雅格（James Farrer）曾經撰文探討這個現象。他的理論基礎來自諾貝爾經濟學家貝克（Gary Becker）所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貝克認為人在待人接物上有3種可用資產，分別為「經濟資本」，即金錢、有形資產等；「文化資本」，如藝術造詣、文學修養、思想觀念等；以及「社會資本」，如人脈、社會地位等，這些資本亦可互為影響和深化。
在劉雅格的研究過程中，曾對110名長居於上海的外國人以及45名中國女性進行訪問，歸納出幾個有趣的論點。外國人在上海泡妞的競爭優勢，是因為擁有一種「外來性資本」（Alien Sexual Capital），一般人認為，女性「攀附」老外多為向上流，所以男性的性資本主要來自經濟和社會資本，但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資本更重要。在改革開放的八九十年代，西方思想中的浪漫主義、性解放以及個人自由等才是外國男人攻陷芳心的主要武器。
在他的訪問對象中，一名20歲在上海唸書的工程系女生，意外地結識了第一位外籍男友後，便再無法跟中國人拍拖。5年間她流連於充斥老外的酒吧，頻頻換畫，更願意嘗試3P甚至4P的性愛，她並無得到金錢利益，卻非常滿足於這種探險，她自豪地說︰「相比5年前，我想我已經脫胎換骨了！」
國產男難覓港女老婆
不少社會學和性學學者將這種國籍上的競爭優勢，描述為性階級（Sexual Hierarchy），如香港和英國的從屬關係，就把「性崇洋」植入本土文化中。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何式凝博士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曾家達合著的一份研究指出，性階級對香港中外男同性戀者關係中，雙方的主次角色也有影響。更有趣的是，他們認為性階級會伴隨社會權力的變遷而改變，例如九七香港回歸後，理論上外國人的優越感會相應減低。
可是，從實際觀察所得，香港回歸15年，港女配老外依然普遍，而香港新的「宗主國」——中國大陸的男人，即使是高學歷高收入的投行精英，亦鮮有與港女配對的成功例子。相反，香港男性在內地女生中卻依然吃香，不少「中坑級」男演員，都娶了20出頭的大陸當紅小花。這是否意味香港人在內地女生眼中依然擁有「外來性資本」？為何內地精英的經濟和社會資本兼而有之，卻未能為他們搶到優勢？
我認為這是因為男女對配偶所帶來的效用標準不一，因而出現錯價。假設不論男女，都介意旁人對身邊伴侶的看法，但對男女的評審標準卻不同。女性希望別人覺得她的男人富有、有品味和學識，而男人則簡單得多，效用主要來自女伴外貌夠標緻，身材夠突出。
港男勝在擁品牌效應
假設國產男平均來說較平庸，但卻較參差和極端（有學貫中西的大學教授，也有很多隨地吐痰的老粗），港男平均來說較優秀，但算得上出色的可能反不及南下的內地精英。故此，整體而言，港女都情願讓人知道男友是香港人，這是一種品牌效應，正如盡管最好的精工錶，在質素上可能較平價的歐米茄要高，但我們還是會選擇後者。
相反，男性審美眼光則統一得多，女友不論來自香港、上海、北京抑或重慶，女友漂亮所帶來的虛榮感都是同等的，並不存在統計學上的偏見。港男和國產男，都對美女有所偏好。而願意退而求其次，選擇「下嫁」國產男的港女，反而自覺委屈，要求更多的補償（例如要求男友份外有錢和專一），但又有錢又專一又幽默的國產優才，何不去找個蘇杭美女？買賣雙方錯價已成，交易泡湯完全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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