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金融投资界 投资有道美名扬
黄鸿年淡出中国内地后，转到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金融投资活动，并以卓越的投资收益，赢得“股市金手指”的美誉。
2000年，香港财经界最令人关注的事情便是李泽楷以市值仅10多亿美元的盈科数码动力鲸吞了市值300亿美元的香港电讯，并成立了电讯盈科。此事也轰动全球财经界，而盈科数码动力得以上市的“壳”资源——得信佳公司，就是黄鸿年出让给李泽楷的，《明报》、嘉里集团等著名企业，也都有他的投资。
得信佳(Tricom)是1994年在港上市的一间电子电信类公司，公司主要销售办公室通信器材、个人通信产品及基建通信系统，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援服务。当时，随着市场的开放和膨胀，电信业正越来越被视为是明日的增长之星，是盈利前景大好的行业。善于不断发掘商机的黄鸿年，看好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成功获得了得信佳公司的控股权。
1999年，香港“小超人”李泽楷计划借壳上市，并看中了黄鸿年手中的得信佳。和李家关系良好的黄鸿年成人之美，将公司控股权出让给了李泽楷。当时，炒卖科技股浪潮席卷香港股市，加上李家的金字招牌，完成此交易后的得信佳一恢复交易，就立即成为香港市场的炒作对象，并且创造出又一个投资奇迹。
得信佳暂停交易前，股价只有0.136港元，股票恢复交易时立即猛涨超过20倍，一度达到3.22港元。黄鸿年将得信佳控股权出售给李泽楷之后，手中仍旧持有得信佳4.9%的股权，成本价仅为0.22港元。按黄鸿年当时还拥有的股份计算，当得信佳股价在交易后升至其成本价的12.5倍时，他所持股份的帐面盈利便高达27亿8000万港元。大家因此说黄鸿年，得信佳买得好，卖得更好！
如今的黄鸿年，早已是新加坡，也是华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投资家之一。经他染指的股票，通常都会出现“点石成金”的结果。
黄鸿年的投资哲学是“人弃我取”，当众人看好市场时，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当行情不好，人们在贪婪和恐惧中纷纷离场时，就是他入场的最好时机。他有句名言：怕牛不怕熊。“熊市不可怕，可怕的是牛市。熊市已跌到不能再跌，下跌的可能性只有20%，而上升的机率却是50%。”黄鸿年说，世上的事都充满辩正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金融投资也一样，涨了，就多了跌的可能；跌了，就多了涨的希望。
因为奉行“人弃我取”的原则，黄鸿年都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赚钱。1997金融风暴、伊拉克战争、“9•11”以及2003年“非典”等等。每次危机他都大买，每次大买都是大赚。
去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股票市场飞速上涨，黄鸿年却一直都在卖股票。2007年10月，上海A股涨到6000来点，平均市盈率高达六七十倍时，一直关注市场的黄鸿年深表忧虑：“我们将面临一个严寒的冬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被冻死，又会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不用等到北京奥运召开，这个冬天就一定会到来。”
黄鸿年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好事的另一面是坏事，坏事的另一面是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
如何在“好事”与“坏事”间平衡呢？他是“四不原则”：不惧、不乱、不悔、不贪。“不惧”——不要怕做决定，考虑周全后下决心要果断，拖泥带水可能会延误战机，思虑过多也会节外生枝；“不乱”——外界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市场上也会有各种消息，合作伙伴出于不同的出发点会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混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主见；“不悔”——做了决定就不要瞻前顾后，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悔药难吃，搞不好还会混淆思路，产生新的障碍。最后是“不贪”，做金融投资，最要克服的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投资的时候要量力而为，不要贪心。贪婪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往往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于投资风险的管理，黄鸿年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预防。“好比说，我经常请医生朋友吃饭，请教医学常识，这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办法。不是找医生治病，而是防病。在金融投资上也是这样，尽量不要让危机发生，把敌人消灭在摇篮里，一旦有事，果断地处理。” 一旦投资失败，黄鸿年的做法是果断收手，绝不恋战。“继续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他说。
“见好就收”也是黄鸿年常说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最低时买进，也永远不可能在最高时卖出。低到自己认为值就可以买，高到自己认为值也就可以卖了。我喜欢见好就收，留些空间给别人赚！”投资过程中，他也经常做这种事。比如，有一支股票，他买的时候每股2角，涨到6角时，他将一部分股份转手给了当地一位企业家，之后股价飙升到2块多。这位企业家每次见到他都表示谢意，请他吃饭，仿佛欠了他的人情，感情比之前亲近许多。人们都会对送金母鸡的人笑脸相迎，黄鸿年说，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永远送人金母鸡。赢得人心才能赢得梦想，这一点，他初入商场时就体会到。
黄鸿年说：“人在做决定时，如果是用情绪而不是理智，就很危险。投资要靠纪律和耐性。投机需要勇气，捕风捉影，可以一本万利，也可以一无所有。”因此，他的投资都是相当理性。黄鸿年认为，买股之前一定要研究企业的内在价值，他注重要求企业的净资产值和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的成长，而不单纯看重本益比大小，因为本益比往往不能准确和全面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
2003年“SARS”期间，新加坡股市一片低迷，黄鸿年掀起了一场精彩的“大众钢铁争购战”，半年的时间内，令一家看似“破铜烂铁”的夕阳公司身价大涨。
大众钢铁收购最初由管理层洪光华等在6月掀开序幕，开出每股1.84新元对公司进行廉价MBO (由管理层超低价买断)。10月初，旅店置业总裁王明星、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渣打银行以及香港和记黄埔前总裁马世民等，共同联手成立的98控股以每股1.93新元加入争夺战。消息公布后，对钢铁产业情有独钟、又爱打抱不平的黄鸿年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大众钢铁股票。10月底，洪光华等管理层在MBO失败后转头与98控股联手共同对付黄鸿年。
外人看来，双方对阵的实力并不均等，担心黄鸿年会玩出火，纷纷为他捏了把冷汗。而强大对手面前，黄鸿年却丝毫不退缩。他的策略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敌人是纸老虎并不可怕；战术上，敌人却是真老虎，要严阵以待。
曾经畅游过长江、黄河、松花江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黄鸿年，风浪越大劲头越高，他的做事风格和年轻时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充分考虑各种发展方向，相继动用2亿多新元的资金，越赌越大，胜算也越来越高。不管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如何横纵联盟，他只管稳扎稳打地以低价在公开市场收购股票，精准地预测对手的每一步棋。对手却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股票，坚持非要持股51%不可，或者1股都不买。当黄鸿年手上的股权累积到29.98%时，他给对手出了非常头痛的难题。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亲自在清晨7点钟到发展银行集团总裁的办公室递交收购建议，希望能够买下对方手上14.67%的股权。在权衡了局势之后，发展银行集团却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98控股。98控股买下发展银行的股权后开始醒悟过来，开始在公开市场上竞购股票，但为时已晚，只好付出更高的代价。
为了赢得战争，98控股不得不主动将收购价提高到2.06，而且即使98控股赢了战争，黄鸿年股权超过25%，98控股在一些重大决策方面也得看他的脸色。2004年1月，98控股以50.31%的股权险胜，却不得不考虑黄鸿年的提议，派发每股1.55的现金。一场风起云涌的争夺战，看者津津乐道，胜者如梗在喉，从表面上看，黄鸿年看似失败却虽败尤荣，他先后共获得3亿3千万免税股息，为自己争得利益的同时，也为其他小股东送上财富。
在这场收购战中，小股东感激黄鸿年。要不是这个“程咬金”半路杀出，给收购者带来竞争，大众钢铁的收购价不会四度调高。股东们也对黄鸿年建议派发每股1.55现金股息表示感激，如果不是他提出建议，小股民的利益可能便不是公司管理层优先处理的要务。为说服管理层派出这笔股息，黄鸿年还提出将自己应得的股息暂时借给公司作为营运资金，以防银行撤销贷款时公司资金不足。要说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将股价发挥到淋漓尽致，黄鸿年应居首功。
在投资界，那些在企业遭遇困难时，出面担任其善意购并角色的独立第三者，被称为“白武士”。
2005年，黄鸿年再次扮演了“白武士”的角色。当年，新加坡上市公司伟城工业因涉及商业丑闻被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调查并遭司法管理，陷入绝境之地。伟城工业是一间从事电子废料回收，专为电子工业提供再循环服务，并从再循环过程中抽取如金、银等贵金属的再循环类环保工业公司。黄鸿年看好电子废料回收及再循环行业的巨大发展前景，于是联合当地另一家投资公司稀奇控股的业主庄明桦一起，开展了一场拯救伟城工业的计划。
黄鸿年的计划是，由他旗下的黄鸿年基金会和稀奇控股各以805万元新币，共1610万元新币的现金，分别认购9亿4870万股伟城工业新股，同时获得9亿4870万股伟城工业认股权。按此计划，他们将合计拥有的股份可占伟城工业扩大后总股本的75%，其收购价格相当于每股0.84分(不到1分钱，伟城工业停牌前的股价是1.08分)。伟城工业的老股东们也十分支持这个拯救方案，并在特别股东大会上高票表决通过了他们提出的所有议案，进而让该计划得以实施。
事实证明，伟城工业的老股东们作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黄鸿年及稀奇控股接手伟城工业后，将公司改名为盛隆环保，并对其进行了债务重组和业务整顿，他们10月正式接手公司，11月公司即与法国的威立雅环境公司签署了合资在新加坡合资经营电子垃圾回收工厂的协定。威立雅是全球性的再循环业领导者，黄鸿年和庄明桦此举，不但将盛隆环保起死回生，而且让它一步飞跃到世界级的平台之上，进而彻底将一个陷入困境的企业从噩梦中引入新生。
这两年，亚洲股市纷纷上涨，特别是中国股市创造了上涨奇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家可以解释得清楚。黄鸿年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中国股市投机者多，投资者少，没有几个人能够充分了解企业在做什么，诺大的股场里，1亿多的股民里，9成以上是投机者，而且没有风险意识。他形容目前股市的热闹状态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战争，以前是全民皆兵，现在是全民皆股，连出租车司机、厕所清洁女工和小学老师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股市当中。所以，他非常担心中国股市发生大的波动后，会令成千上万的散户血本无归，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采访中，他多次强调说：“现在，众多市场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市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换届就会到来。”同时，他还对调整的幅度作出自己的预期， “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的走势，下跌的幅度可能在半年时间被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黄鸿年忧虑地说：“中国投资者一定会为这场盲目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没有坐在教室里专门学过金融和经济的黄鸿年，能在投资领域大显身手，成为“股市金手指”，与他善交朋友，广结良缘大有关系。他喜欢交朋友，真诚、真心对待朋友。他说：“我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做朋友不是为了有利用价值，再好的关系用了就没有了。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吃饭，天南地北大家尽兴谈论喜欢的话题，互相激发灵感”。善待他人常常能够为自己带来运气，黄鸿年随和、率直、真诚的交友为他累积了巨大的人脉资产，也为他的投资带来很多便利。
黄鸿年是充满磁场的人，他坦诚，宽容、儒雅，礼贤下士，与朋友的交往中无微不至。他的很多朋友都是“白头到老”，“永结同好”。
黄鸿年投资时，关注那些有潜力，有发展能力，尚未被市场发现的“璞玉”。发现璞玉靠慧眼也靠信息，经常出现在他聚会餐桌上的专业人士便是信息的绝佳提供者。他经常请一些金融专家吃饭，聊天。他是这些金融专家所供职的金融机构的大客户，按照一般的道理，应该是这些人请他吃饭。但黄鸿年反过来请他们。
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饭钱对我和他来说都不是问题。谁请谁，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我充分尊重他。”黄鸿年请他们吃饭，也请得非常大方。有的时候，请他们喝10万元人民币一瓶的酒。有的基金经理和他说，一辈子没有喝过这种酒。“有一次，我专门送了一瓶1万元新币的酒给一位基金经理，我知道他是1969年出生的，我专门送1969年酒给他。因为哪一年的酒我都有。他很感动。”
黄鸿年说，“我是真正尊重他们，真心和他们交往。不是说收买人家，他们都是很有层次的人。他们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他们掌握的资产，有时候一天之间的价值波动可以在10亿、8亿之间。他给你一个信息，并不是内幕交易，而是他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研究的股票，就可以让你跟着赚好多。他们搞IPO的时候，经常分配给我股票，很多时候这个股票一个晚上就是几千万的利润，今天给我，我还不用付钱，明天一开市我就可以卖了还钱。如果不是知己朋友，相互尊重，注重交情，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待人热忱、真诚、细心，所以黄鸿年常常是一呼百应。只要在新加坡，他都会请一些来自美国，欧洲，本地或其他地方的金融专家聚餐，包括高盛、花旗、UBS、野村证券等世界顶尖金融机构的专家。“我现买现卖，我和花旗的专家讨论美国的汇率走势，过几天又和野村的专家讨论欧洲经济的成长。经济形势这个话题，每个专家的看法都不一样，难免A的观点正好和B相反，大家在辩论中不断提高。他们也喜欢和我讨论，觉得我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观点，我也在讨论中训练了判断能力。他们的观点都是精华，现成地教给你。”
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也是黄鸿年纵横商场的法宝。只要他想做一件事，他就会找到懂的人。只要听这些人讲一讲，他就会举一反三。时间一长，他反而不是专家但胜似专家。
不了解黄鸿年人气磁场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干出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看似无人，但却人满天下。凭借自身人格魅力和对人的尊重和体贴，黄鸿年团结了一批又一批，平日里和他做朋友，一旦有需要就自发而愉快地为他做事的人。这些人组成一支秘密部队。这支部队的战斗力，超于平常。他们可能互不认识，但却在各自领域为黄鸿年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即便如此，对于“股市金手指”这个称号，黄鸿年也并不赞同。他说：“幸亏我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信以为真，得意忘形，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金手指’，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赚钱的时候大家看到了，但是我有很多亏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投资不是万无一失的。”
圆满人生归慈善 不枉此生在人间
在我们所访问的金融领袖之中，黄鸿年算得上是最不枉此生的一个。
他的事业干得精彩，从印尼到新加坡，到中国，再到美国、加拿大……一路上，他独树一帜，屡创奇迹：在印尼做到全国第一；在新加坡发起史无前例的并购战；在中国完成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的大收购。他的生命也如此多姿多彩，少年时代在中国激情燃烧，青年时代在商界斗志昂扬……如今则以慈悲之心温暖社会，圆满人生……
他也有遗憾，未能在收购新加坡置地之后，实现自己的计划，发展出一个企业巨无霸；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用帝国主义的钱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梦想，但还未真正来得及按自己的计划去做……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他活得坦诚，率真，大气，潇洒。他看得开，想得开，而且做得很精彩。单是现在，他的生活就足够令事业超常成功，身心超常疲惫的企业家们无限向往。如今，黄鸿年除了和金融专家们吃吃饭，聊聊天，就是看看书，看看报，然后陪朋友，陪家人。可别因此认为他已彻底退休，事实上，他同样在做着数字惊人的大生意，只不过他做的方式与众不同。
黄鸿年没有念过大学，但酷爱学习。除了在社会上学习外，他也注重通过读书、读报来学习。黄鸿年自小就有阅读习惯，各国好书、世界名著从不错过。现在，他仍然定了10份报纸、7，8种刊物，每天花2到3个小时读书，读报。每天中午和晚上，他拜人为师，聚朋会友，中午2小时，晚上3小时。一天下来，也是8小时工作制。黄鸿年还喜欢写作，小时候，曾经想做记者。平常阅读报刊，他总把有用的资料、统计数据顺手收集起来，晚上一有时间就动笔整理。不过，他写得不快，并因此自嘲“做不了记者”。
读书多，见识多，再加上性格活泼，让黄鸿年富有情趣和风趣，对很多事物的表达也充满浪漫气质和意境，因而更具人格魅力。回忆起没有报纸和广播的插队生活，他的说法是：“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孔面面相觑，彼此的眼神间升起的是无聊和空洞。”相当地富有诗意。
黄鸿年的学习是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学了就用。他的学习内容也非常广泛。就是吃饭，他都要吃出学问。因为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谈笑定乾坤，很多人也都是在觥斛交错中认识、结义。所以，毛主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了他那里，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黄鸿年在中国的很多收购，就是吃饭吃出来的。有一年去山东烟台洽谈业务，他签约当晚就拿到了新公司营业执照。因为，市长要求当晚赴宴的所有负责官员们随身带上公章，当场盖章通过。黄鸿年当晚(美国时间是白天)也马上打电话给美国的银行，第二天就将资金打到了对方账上。黄鸿年说，“‘吃饭’在中国是一种文化，许多事情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解决的。”他举例说，宴请中国人，问人家喜欢吃点什么，对方总是回答说“随便”。有人不懂其中的奥妙，把人家带到大排档“随便”，这下麻烦大了。“对他们来讲，吃什么确实不重要，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规格问题。他会认为这是对客人不尊重，甚至是一种侮辱。”
这种吃饭的文化就是他学习来的。“很多地方接待我们都是相当高的规格，有次，一位省领导安排了很多大鱼大肉，吃完问我吃饱没有，我坦诚回答：没有。”
黄鸿年认为，中国人很大一个弊端是爱面子，讲排场。他说：“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很多人还是为了面子浪费。我当时经常告诉官员朋友们，够资格被他请吃饭的都不在乎吃什么，并建议他们发挥长项做地方特色。但他们说，这些上不了台面。”这些经历，让黄鸿年有了经验：原来吃饭是关系到面子的大问题。
黄鸿年对别人大方豪爽，自己却知足长乐，一直保持朴素。到现在，他最喜欢吃的还是白菜炒粉、黄瓜炒肉片、猪肉炖粉条等等。他不穿昂贵的名牌衣服，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他买得起最豪华的车，但他觉得坐着不舒服，“人人都看着你，很不舒服。”他说，“当然，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给人看，以此来证明自己成功。那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真正成功的人，不需要开证明。”
黄鸿年也不习惯花天酒地，“我还是喜欢最简单的生活，我穿的衣服是新3年，旧3年……不是买不起，是没有那个追求。年轻时的理想和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很难改的。”值得一提的是，黄鸿年教导他的孩子们时还有个规矩，必须把碗里的饭吃干净，吃到最后一粒米。
作为足迹和投资遍布海内外的著名投资家，黄鸿年从不同人的交往中学习和体验到很多道理，让他从中受益。脱售新加坡联合工业之后，黄鸿年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即使朝 鲜他都去过。1991年10月25日，朝 鲜领袖金日成主席接见并宴请黄鸿年。黄鸿年回忆说，当日，他曾对金日成主席说：“毛泽东一生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访问过西方国家，建议金主席有机会到美国去看看。” 金日成主席表示会考虑。两年后，美国前任总统卡特访问朝 鲜，代表时任总统克林顿正式向金日成发出邀请，金日成答应了，但不久(1994年)金日成去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黄鸿年遇到了已经退休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克林顿提及此事，并且与克林顿讨论了新问题。他对克林顿说：“如果您还是美国总统，会攻打伊拉克吗？你们将怎么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萨达姆是伊朗的克星，攻打伊拉克破坏了中东的生态平衡，结果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各国首脑的交流交往经历，让黄鸿年能从更高、更深的层面看待世界，也令在商业领域的他，更有一种参与和推动伟大时代前进的历史使命感。
在经商与人生道路上，除了父亲之外，李嘉诚是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人，郭鹤年等著名企业家也是他虚心学习的对象。
黄鸿年回忆，1989年，他向李嘉诚购买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3栋建筑，谈妥以4000万美元成交。之后，市场价格开始上涨，李嘉诚的一个儿子提出要再加500万美元，黄鸿年没有同意，因此产生一些周折。李嘉诚知道后出面调停，请黄鸿年吃饭，当面给儿子打电话，要求他按照原价进行交易，并特别强调“这件事一定要圆满解决！”黄鸿年说：“李嘉诚做生意喜欢创造双赢局面，留点钱给别人赚，这是我向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到香港发展事业时，黄鸿年向李嘉成购买香港北角城市花园的停车场，出价是3亿多港币的换股权证，当时“中策”全部资本只有3亿港币。李嘉诚约了黄鸿年面谈，还没谈妥时，得力助手洪小莲打来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个买家愿意用现金购买同样的地方，而且出价比黄鸿年高。李嘉诚立刻回答：“我已经答应黄先生了，他就坐在我对面。”这让黄鸿年深受感动，深刻体会到李嘉诚一诺千金的诚信作风。
黄鸿年说，诚信不单体现在做生意方面，是否守时等等小细节，也是一个人的信誉。李嘉诚就非常注重小节。一次，李嘉诚请黄鸿年一起午餐，因为在牙医诊所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迟到了5分钟，到了之后他一再道歉，请黄鸿年不要介意。当时李嘉诚已经功成名就，而黄鸿年只是初绽锋芒的商场新兵。听着前辈一再道歉，黄鸿年反而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体会到：一个企业家行走商场要有足够的资本，而诚信是企业家最大的资本。
郭鹤年也是黄鸿年非常佩服的企业家。1986年，马华公会领袖陈群川被拘捕，出了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郭鹤年却全力出资保释陈群川出外候审。通过这件事，黄鸿年非常佩服郭鹤年的行侠仗义。对于和郭鹤年来往的两件小事，黄鸿年也依然记忆犹新。1985年，黄鸿年持有马来西亚马联公司10%的股权，对方请郭鹤年帮忙出面游说，要买下他手上的股份。刚刚谈好成交价，第二天股价上涨，郭鹤年问他怎么办？黄鸿年说：“就按昨天的价格。”郭鹤年当场表示，他正在投标香港恒生银行的旧址，如果成功，会送黄鸿年20%的干股。另一次是郭鹤年约黄鸿年吃饭，黄鸿年带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之后郭鹤年却回送了两瓶好酒给他。黄鸿年认为，郭鹤年最具礼义仁智信的君子之风，他做人的习惯是投桃报李，因此才在马来西亚的政界、商界拥有极高的声望。
在父亲和这些商界前辈的影响下，黄鸿年订立了自己开展生意的三项原则：一是要守法，违法的事情决不做；二是不占人家的便宜；三是不和他人有金钱上的纠纷。
在商场几十年，他做的事情常常产生轰动效应，树大招风，难免引人议论。他做过的项目也常常被人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没有一件违法之事。“谦虚、谨慎、戒骄、戒燥”是他做人的一贯宗旨。他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很幸运，而且每天都要虚心学习别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在总结中成长。”
商业攻守策略上，黄鸿年坚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刚回印尼时，他到日本去谈判，日本是论资排辈的，总裁通常都是70岁左右，他当时才20多岁，面对的是很大的财团，而他又不会日语，又不会英语。怎么办呢？“战略上，他是百万雄师也好，是精兵强将也好，都不怕，要有充分的自信。”黄鸿年说，“但真正打起来就要认真再认真，周密筹划，而且要着眼全局，不只看一城一池的得失，别赢了战役，输了战争。谈判的细节，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不但把‘游击战’，‘阵地战’用上，而且要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等等全都用上。”
结合在国际市场行走多年的经验，黄鸿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都犯一个大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企业在尽职调查上是做得很差，人云亦云，很多事情看了几个报告，就盲目跟风，盲目‘走出去’。第二，中国企业有个特点，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请律师，舍不得请专业人士。这个也应该要有改变。往往省下来几十、几百万，自己将来要亏掉几十亿。”
现在回头看10多年前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大举收购国有企业的行为，黄鸿年感到后怕。他说：“倒回去看，心有余悸。那时年轻，什么都敢做，做了200多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现在才知道，这些工厂有事首先抓法人代表，我给那些厂长那么大的权利，万一谁卷钱跑了，我也要负责任，想起来害怕。”
黄鸿年常常“树大招风”，惹来非议。如遇到他人的故意毁谤或刁难，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甚至是以法律的武器。2000年10月，从未接受过某周刊专访的黄鸿年，被该周刊捏造出一篇所谓专访他的文章，称他曾在股票市场上玩弄李泽楷，并杜撰了他与港澳知名商人何鸿.之间的一段瓜葛。事出之后，黄鸿年即在多家香港主要报章刊登声明，强烈批评该壹周刊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的行为。2004年的一场企业收购中，有人对他发表诽谤性言论，他更直接以法律武器还击。一般的名人和名流是不愿甚至不敢惹这样的麻烦的，黄鸿年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行得直，走得正，不怕被放在太阳底下晒，也坚信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他说：“如果有人诽谤，我马上告他。要告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做得正，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因为你自己得首先被盘查很多遍，从上到下查，你自己不清白，哪敢告人家。”
黄鸿年做事情的时候勇往直前，一旦获得成功，却绝不恋战。实业投资是如此，金融投资也是如此。新加坡置地、中国的几百家国有企业等等，都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但拥有之后，他并不死死霸占。老子曾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算是这个理念的一个执行代表。
注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黄鸿年，每天一个小时、两公里的晨泳是他年轻时就有的“老习惯”。他说：“泡进冰冷的泳池里，头脑会特别清醒，思考能力也特别强，我的一天之计和许多企业计划往往就是泳池里泡出来的。”早睡早起也是他的常年习惯，晚上10点半准时入睡，清晨五六点就起床。
收藏古董和字画是黄鸿年的嗜好。字画方面，他独爱徐悲鸿、黄胄、齐白石等人的近代作品，近年来也开始收集吴冠中的油画。此外，他还喜欢收藏和品尝红酒，收藏有各个年代的名酒。
在收藏中，黄鸿年也有在世界独树一帜的项目。近10年来，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5万多件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佛像，最大的一尊观音像高达4米，最小的则只有姆指般大小。和做企业一样，这些佛像也不是一件一件拍卖来的，而是通过大宗的收购得以完成。香港爆发移民风潮的时候，他整船整船地购买，而最近，他干脆将一个博物馆整体收购过来，将藏品运到新加坡。
黄鸿年不是佛教徒，年长后他发现佛教是净化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也相信佛教所说的因果相循的理念，并因此喜欢上了与佛教有关的事物。他说：“佛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好教育，她宣扬助人为乐，多做好事，而且非常有包容性。”为了发扬光大佛教精神，黄鸿年正在筹建一个佛教博物馆，他决定将自己收藏的佛像陈列出来供世人欣赏。“我的佛教博物馆不是简单地陈列佛像，我要请专家将每个佛像的故事、典故认真地写出来，大家既可以欣赏又可以增加佛教知识。”目前，该项目已经启动，选好了地点，也专门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博物馆馆长专门负责。
告别商界的忙碌之后，黄鸿年致力回馈社会，最大限度地尽到一个企业家，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责任。2003年，他成立了鸿年慈善基金。这是他思考良久后，为自己的下半生找到的归属和新的事业重心。他希望将余生的力量都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并重点扶助教育事业。
黄鸿年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好父亲，经常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国旅行，他很坦诚地谈到了对家庭的想法：“我们夫妻结婚了30年，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小磨擦总是在所难免的。在家里我们都很民主，我是一家之主，她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她们可以讨论问题提意见，最后由我来集中决定，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我很幸运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我很重视家庭生活，我的孩子是我最宝贵的资产。”
歌德曾说，凡不是就着泪水吃过面包的人是不懂得人生之味的人。黄鸿年认为：“从商多年，真正让我快乐的不是赚来的钱，而是在一次次角逐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畅快历程，所以我不希望将财产全部留给下一代，因为我不想用单纯的给予剥夺她们享受成功的快乐。将来我会留给她们一些必须的钱，一些可以开创自己事业和未来的基本金，至于更多的钱我希望捐给慈善机构，帮社会开展慈善事业，钱用掉的是财产，用不掉的是遗产。我觉得自己和其他很多有钱人差不多都挺愚蠢的，每天忙忙碌碌拼命地在赚钱，其实是在不断地累积遗产，不知不觉中已经伦为金钱的奴隶了。”
“孩子们如果自己有本事，不需要父母留什么财产。林则徐讲‘如果孩子比我强不需要我的钱，如果不比我强，留钱也没用。’”黄鸿年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经常上演富豪后代瓜分遗产的恩恩怨怨，奋斗一生，落到这样的境地，实在是最大憾事。人刚一出生就是哭，离开世界时也是很多人来哭，这已经很沉重了，离开世界后还让后人为自己的事情斗争，那太痛苦了。”
黄鸿年有四个女儿，老大是医生，老二是律师，老三在银行上班，老四还在上学。
“对于她们，最好的爱就是教育。”提起孩子们，黄鸿年有些兴奋，“我的孩子们都很自立，自强，过着朴实，快乐的凡人生活，记得我去英国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女儿时，正逢西班牙地铁刚刚遭恐怖袭击，由于安全问题，我一再要求她搭计程车来酒店，嘴上答应的她依然悄悄地坐上了地铁，最后还不忘买上几瓶矿泉水，并反复叮咛我别喝酒店里的，因为那要比外面贵很多。还有一年，为了能让女儿顺利进入大学就读，我想运用一下自己的影响力，没想到隔天女儿就拜托我太太转告我，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走进大学”。说到这里，黄鸿年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黄鸿年非常欣赏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认为这是民间流动的一股伟大的善的力量。基金成立不久，他就向“慈济”捐了款，帮助他们的爱心事业。南亚海啸之后，“慈济”在短短一年内为印尼亚齐灾区的灾民修建了3000多栋大爱心屋。黄鸿年本人也为此捐助了150万元新币。
事实上，黄鸿年投入公益事业早有历史，只不过，他不对外张扬。十多年前仅在中国的教育事业方面，他就先后向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向福建泉州青少年宫和中小学校捐献2000万人民币；向浙江杭州建筑职业高中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向烟台经贸大学捐赠250万元人民币，并且向母校北京汇文中学捐赠200万元人民币。另外，一些其他的公益事业等等，比如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他就曾捐款100万元人民币。
黄鸿年认为，中国应加强发展慈善事业，“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我还准备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从各方面发展慈善事业，包括出台一些税务减免，增大慈善募捐及支出透明度等等，从体制和机制上为慈善事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出自己的慈善文化。”黄鸿年说，“邓小平说的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基本实现了，可是先富的人在带动后富和服务社会发展方面，还很有欠缺。”
2007年9月，河北石家庄一间四星级宾馆开展免费住宿的慈善募捐活动，结果，21个名免费入住酒店的“大款”竟然只捐出56元新币的善款。这让黄鸿年很震惊。他感叹说：“社会机遇让这些一夜暴富的人还未准备好成为一名富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与人为善，更无法从中体会到快乐。很多人赚钱，只是为了家人、孩子，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花钱方式还处在最简单，低级的阶段，他们不明白‘给予’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划等号。其实，你的‘给予’除了能得到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安宁，祥和。在回馈社会方面我们确实要向那些慈善事业做得好的人物和地方学习。有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字典里还没有‘回馈社会’这四个字，甚至有些还为富不仁，加深社会矛盾，弱势群体的仇富心态也油然而生。”
他还计划以设立助学金为主支持教育事业。“助学金是捐助一点点钱就可以在贫困的山区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雪中送炭。奖学金呢，大都是已经上学的人再领，有的家里可能不需要你这个钱，这是锦上添花。慈善事业，重在雪中送炭。”
黄鸿年对中国大陆有很深的情结。最近，他给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捐款100万美元。捐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大陆。慈济基金会将用他的这笔基金，在中国大陆的西北贫困山区捐助希望工程，修建水窖。在这些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地下和地上水的干旱地区，不少人们往往要花一天的时间，才可以担回一担约50升的水供全家人畜共用。按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中，所执行的“捐助1000元人民币，即可修建一口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保证一个贫困干旱地区家庭的饮用水”的标准计算。黄鸿年捐出的100万美元，可在这些地区修建大约8000口水窖，这些小水窖将与新加坡著名的蓄水池一样，发挥出蓄水的功能，进而帮助8000个家庭告别饮水艰难，并惠及数万人口。
新近，黄鸿年又有多项针对中国的捐款计划正在酝酿中。2005年，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将个人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教育事业，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黄鸿年也计划参与其中，“我准备跟随李岚清先生一起支持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他说。
黄鸿年过去的岁月由几个10年构成：来中国读书前的10年，他在印尼成长；在中国读书插队的10年，他长大成为中国通；回印尼从商10年让他成为商界后起之秀；在新加坡的头10年，他成为商界翘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10年，他成就了商业的最顶峰；回到新加坡至今又近10年，他成为著名金融投资家。
在慈善方面，黄鸿年最佩服巴菲特。“他可以将自己几乎全部的身家(381亿美元，近3000亿元人民币)捐给比尔•盖茨和他妻子命名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而不以个人的名义去管理这笔庞大的基金。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我目前还做不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慈善，但至少我愿意去尝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黄鸿年说，把慈善当事业来做，需要有放得下的决心、克服自己的“私心”。“过去赚钱不容易，现在要给出去，首先就得过自己这关。但我想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赚会花，特别是能够用到最需要它们的那些人身上，也是一种快乐。更何况，我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并不想用单纯的给予来剥夺掉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算命先生说我可以活到90岁。这样算来，我已经走过了2/3的人生旅程，剩下1/3的旅程我只想做一件事——好事！”
黄鸿年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未来的人生目标做了一个总结，“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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